话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公务员选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出访的各级领导，发表滔滔不绝雄辩讲话的能力也大幅提升，过去印象里那种头戴老花镜，对着文稿念的人物已经几乎绝迹。据说清朝时某些大吏可以跟你说上一个时辰的废话不重样，今天的领导肯定不会如此无聊，但一开口若不来上两句《论语》、《尚书》，成语典故自己都觉得没文化，而且用词微妙，与时俱进，往往令翻译和老外们都防不胜防。可殊不知，成语害死人呀！

 

故老相传，1964年中苏边界争议问题谈判，那时正是双方关系最为紧张的关头，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对 “背信弃义的苏修”恨之入骨，“老大哥”已经变成了“北极熊”。而苏联则把中国视为造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的罪魁祸首，甚至拒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谈判根本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双方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一日，苏联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上将一开场就提出严重抗议，称中方在日前的谈判中污蔑苏对四川和甘肃存在领土野心。中方代表一时不知所云，要说和外蒙毗邻的甘肃还靠点儿谱，但处于腹地的四川……难道苏修恼羞成怒要出什么奇招？

 

回去仔细检查谈判全文记录，才明白纯属翻译问题惹的祸。原来前日中方代表在指责苏方贪得无厌时引用了成语“得陇望蜀”，结果引起了苏联人的误解，苏联代表很生气，后果好严重。于是中方代表在次日正式把用词更正为“得寸进尺”，可谁知苏联人更加愤怒，认定中方在讽刺他们有从谈判桌上偷盗文具的企图。而几天后，中方代表又引用了成语“作茧自缚”，这回可把苏方代表惹毛了，当即离席抗议，便走边喊，你们中国人竟然说我是虫子！

 

无独有偶，我方翻译时有瑕疵，但还没外方翻译恐怖。记得多年前一把手访问某国，对方的翻译据说是该国著名的汉学家，曾把一部《文心雕龙》翻出域外。可是，此公不知是紧张咋的，一上会谈桌就对着咱们老大一口一个“总统先生”叫个不停，弄得我方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我们处座实在忍无可忍，就悄悄写了张纸条递过去，文曰“请称主席阁下，谢谢！”，对方专家接条看了片刻，气定神闲地改口称“主任阁下”，我方诸人当场气绝！

 

估计有人要惊诧了，这还汉学家呢，是跟哪个二百五学的中文呀？其实仔细想来不奇怪，世界上学习语言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我们大家在幼年时学习母语的方式，说白了就是直接模仿。别以为咿咿呀呀的婴儿听不懂我们说话，他们其实只是处在强化记忆过程中，等一旦“心中捻熟”，也就完全掌握了。另一种，则是我们成年后的“笨法子”，以语法分析来在学习语言，但是语法作为规律的总结并不能概括全部语言现象，规律外的部分就只能通过多读“名篇”培养语感来解决。可所谓“名篇”一般具有其历史特色，每每与当下最时尚、流行的语言存在细微区别，这也就是人们常常会感觉那些老外即使说的再流利，也总会透着点“外国味”的道理。比如我认识的一位汉学家，此公一口地道的京腔，如果只打电话你完全会认为是一个“胡同串子”，但写起字来却总也搞不清“车”与“車”的区别，每每在其文章里大写“出车”，而记载北京人出门就“打車”。

 

世人皆知，翻译讲究个“信、达、雅”，其中以信为先。翻译如果不能忠实于原意，那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但是，外交翻译却在一些时候不能百分之百的忠实原意，否则非闹出事情来不可。

 

据说，当年随尼克松访问的一位美国记者在华期间突然急性肠胃炎发作，礼宾司赶紧安排他去了“协和医院”（当年称“反帝医院”）。此公的症状并不严重，在候诊时看到墙上有一句大字标语就好奇地要翻译给讲解，小翻译二话不说就给倒了过去，那哥们当即吓昏，经诊断肠胃炎转惊吓型急性阑尾炎了！呵呵，那就口号的内容是“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

 

笔者的一位同年乃是高翻，为人忠厚尽责，翻译务求绝对忠实。话说当年某国高官访华，这位仁兄出 任夫人翻译。宴请席间，端上的汤品乃是鱼翅羹，高官夫人很好奇地问吃这“神秘的东西”有何好处，答曰“滋阴补阳”。其实此处大可模糊代过，但是我们尽责的兄台立刻译为“能提高男女的性功能！”。殊不知该国何许国也，素以浪漫著称，每5个男人就有3个有情人的国家！而那位高官夫人在政府中极有威望，随行官员多是子侄辈，且爱张罗，大有街道妇女主任的风范。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高官夫人立刻在餐桌上左顾右盼，招呼众人 “多吃，好，有用！”，自然无人抗命，随行的某公在喝了一大碗后略有点不好意思，对我方陪席的一位女同志解释说“我需要呀，别看我年纪不小，但是，我真需要呀……”，场面一时“稍显混乱”！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宾主相别，高官特地把自己的儿子叫上来与主人相见，我方领导夫人偷偷嘀咕“奇怪呀，这两口子都是金头发，怎么儿子是黑头发呢？”，话音未落，我们兄台又开口了“您看，您和先生是金头发……”，出离了愤怒的处座立刻一个健步……

 

“信”而之后乃是“达”，也就是翻出来的东西要通顺流利。但是这世界上各民族的逻辑习惯大大不同，造成了语言间的逻辑顺序大相径庭。我身居柏林的小妹就曾大倒苦水，以严谨著称的德语偏偏是将动词和表示判断的修饰词放在全句的最后，例如“那个姑娘”+“美丽、端庄、贤惠、可爱、善良”，但最后却搭上个“不是”（也就是说“那个姑娘不是美丽、端庄、贤惠、可爱、善良的）。您要摊上个这样的语言又怎么可能流利呢？

 

而“雅”则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不仅要顺利表达说话者的意思，还要把他引用的诗歌、典故、成语以适当的、符合听者文化习惯的方式表达，不损失其文化因素。这实在是难而又难的，对翻译者，特别是中国的外交翻译人员的文化素养极具挑战。

 

比如，当年我方首长在接见一位亚洲国家元首，宾主谈得投机，首长高兴地邀请对方来春再次访华，相约“烟花三月下扬州”。可等翻译说完后对方却表情古怪，连连表示“美意心领，但自己年事已高，年事已高！”。首长大惑，下来一问方知，翻译的理解是“在来年三月的春天里，带着美丽的姑娘去扬州”，殊不知，此烟花非彼烟花也！

 

又如，曾有一位首长年底团拜旅居中国的外国专家，问到一位韩国专家可否有回家的计划。对方摇头晃脑，极有韵律地说了一大段。翻译立刻就见了汗，支吾了半天说“他想在木槿花开花的时候，买一条木船，放在鸭绿江里用水洗”，众人一时语塞。最后还是另一位精通汉语和东亚历史的日本专家解了围，原来韩翁此处引用了一首韩人所做汉诗“待到槿花花发日，鸭江春水理归船。”（原诗全文为：一声南雁搅愁眠，独上高楼月满天。十二何时非故国，三千余里又今年。弟兄白发依依里，父祖青山历历边。待到槿花花发日，鸭江春水理归船。）

 

当着别人的面引用我国的典故，固然往往让人挠头。而近来我们的一些人士喜欢在外宾面前用“外国成语”，则也难保成功。比如据说洋人爱用“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形容关键性的举措，但是我有一次为团组与意人做翻译，就提到这个谚语，结果意人大惑不解，反复问“骆驼为什么要驼稻草？”，“骆驼吃了稻草是不是就不倒了？”，“中方是骆驼还是稻草，或者是放骆驼的？”。在我详细解释后，对方团长才恍然大悟，告诉我，那个谚语可能在欧美更为常见，意人则表述为“溢出浴缸的第一滴水”。可见，天下没有通用的谚语的。

 

最后，据说当年克林顿去北大访问，有学生提问张口就是“道相融而不相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实在想知道那位翻译是如何最终博得了全场喝彩的！

周公有言，外交无小事，事事要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