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影响深刻

 

顾彬是德国的汉学家，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个民族开始翻译，哪个民族就开始发展”，从而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其对谈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魏育青表示，翻译对中国文化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历史上中国对于《佛经》的翻译，比如二十世纪前后大量社科著作和文学著作的翻译，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著作的引进也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例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有一本以介绍当代外国文学艺术为主旨的刊物《外国文艺》，这本杂志翻译介绍当代外国著名文学家及美术家、评论家的代表作品和理论，信息丰富及时，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等深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中国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重要文学流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多年后，杂志编辑部曾邀请一些作家开座谈会，这些作家表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比较封闭，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启蒙主要来自《外国文艺》，也由此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打开了他们的思路，他们发现诗歌、小说、散文的多种写法，找到了创作的更多可能性。因为大量阅读翻译作品，可以帮助作者打开视野，能够汲取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没有翻译事业，中国不可能取得近一二十年的发展。

 

这种影响不局限于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洪涛说，他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英语语言文学系学者马修·雷诺兹曾经表示，俄罗斯小说曾经大量引入英国被翻译成英文，英国小说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汲取很多养分。

 

中国作家为何外语不好

 

顾彬曾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

 

针对这一观点，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卢桢说，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中国作家在六七十年代遭遇到教育的断层，特别是西方文学涉猎不如之前广泛，导致包括阅读在内的文学交流中断，中国文学在丰富性方面变差，而这种丰富性影响作家群体的创作水平。作家在阅读过程中，经常阅读二手或者三手的翻译文本，读到并不是真正西方名著的原文，影响知识和思想的接收，源头出现问题，肯定会影响创作。“比如，有的作家说自己的创作受到卡夫卡、乔伊斯的影响，但是你并不懂该国语言，你是受到作家本人影响还是译者的影响，这就不得而知。直接阅读外语原文，对于文学思想和写作技巧会有更直观的收获和认识。”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洪涛说，外语具有社会文化建构功能。除了文学层面，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作家直接阅读外语原文作品可以学习外语里面新鲜的表达方式，词汇、句式、篇章构成，等等。此外，语言与思维方式紧密相连，通过阅读外语作家的作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于自己写作方式也有积极想象空间，让写作视野更加开阔。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林语堂他们是作家，也是翻译家，鲁迅提出过“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他的用意是通过翻译来学习其他各国语言的长处。到了现当代，杨绛、季羡林都是外语非常好的作家，外语对于他们的中文创作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欧洲各个国家语言上共同点较多，欧洲作家普遍通晓两三门外语，通过外语了解其他国家文学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欧洲作家具有一些先天优势，他们掌握的大多也都是欧洲的语言，像顾彬先生既通晓欧洲语言又通晓汉语的仍是少数。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认为，尽管掌握外语对于文学创作有很大益处，掌握外语并不是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文字天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将自己独到的思想凝练成优美的文字，这些都是优秀作家的品质。

 

译作粗糙缺乏“慢工出细活”，翻译稿酬较低难成热门职业

 

据统计，截至2014年，国内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约为120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约为64万人。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说，“中国真正合格"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基本上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外语学院，每年从外语院校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很多，但是质量一直不是很高，能完成些一般翻译工作的人并不少，但是能够和愿意完成高难度翻译任务的顶尖人才却不是到处都有。”

 

顾彬谈到，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母语。他最近看到《中国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20岁开始做翻译，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而中国业内专家认为，译者母语不够好仅仅是译作粗糙的浅层原因，背后深层原因更为复杂。

 

毕业后就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工作的年轻编辑陈默告诉记者，当时学校开设了“中国文化课”，但大部分同学都利用这堂课写其他科目作业，没有人认真听课。所学科目中，外国语言文学史是必修课,而中国文学史是选修课，很多同学都觉得学习中文没用。

 

王洪涛表示，当代译者大多出自外语专业，确实存在轻视汉语学习的现象，特别是年轻译者是古汉语功底不够扎实，虽然使用现代汉语写作，古汉语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译文不够凝练，缺乏美感。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可以做一些调整，增设古典文学、文学鉴赏评析的课程，对外语专业的学生进行正确引导。有志成为翻译工作者的年轻人，也应该主动学习，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

 

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作品的屠岸先生说过：“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目前看来，翻译时能够做到两种语言融会贯通的年轻译者少之又少。

 

老一辈杰出的翻译家年岁渐长，一些翻译家也相继谢世；年轻译者与前辈相比逊色很多，翻译界再难出“大师”。魏育青认为，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很多，除了教育制度以外，现代社会价值取向比较多元，文学翻译比起同传、商贸翻译工作来说，文学翻译是比较清苦的工作，有的年轻人中外文功底俱佳，他却不肯去做笔译。为什么？一本社科著作，千字稿酬不过80元左右，一本很有难度的、一二十万字的书认真翻译出来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最终不过几千元的稿酬，和一场同声传译的收入差不多，付出和回报无法形成正比。

 

从翻译专业报考情况来看，学生对于翻译中的同声传译很有兴趣，但对文学翻译就不怎么青睐了。同声传译的市场行情是按分钟计价的，收益高，在很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眼中都是首选，但是一听到文学翻译，许多人就兴趣不大。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法语翻译家徐和瑾先生曾说：“一时译不好，慢慢磨呗。”这种“慢慢磨”的情况也越来越不被业界允许，例如 2003年10月，南非作家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套五本的《库切小说文库》已经上市。2004年10月，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已有数本耶利内克的中文译作问世。

 

王洪涛认为，一些出版社为了“赶书展”或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后“抢时间”，要求译者在短时间内将作品翻译完，使得译者只能拼命“赶工期”。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

 

应改变重论著轻翻译现状，要建立文学翻译评估体系

 

“不是没有翻译的人才，而是水平较高的翻译人才积极性一再受到打击，已经不愿意去翻译了。”王洪涛认为,译作在很多高校和研究单位评职称的时候不被纳入体系，而文学翻译的认可度在逐年下降，并不受到人们重视。

 

魏育青说，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重论著而轻翻译。很多人还把翻译视作一种简单的技能，认为懂外语的人都能做翻译。青年教师要想晋升，就要写论文、出“成果”。但是要出一些好的译著可是要“十年磨一剑”的，北大罗炜老师翻译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就耗费近十年时间。抓住一本著作中几个点阐释发挥和将几十万字的一部名作翻译出来，哪个投入更大，“收效”更大？面对目前的评价机制，不少人自然是更愿意写论文。文学翻译人才难觅的现象与当前的一些机制有关。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则持有一些不同看法：在她接触的译者中，不乏中英文水平都很出色的中生代译者，他们收入微薄，牺牲大量业余时间，热心于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目前文学翻译的收入远不具备糊口的可能性，所以大部分青年译者都是兼职。但是，他们仍然凭着自己纯粹的兴趣和理想支撑下来，社会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优秀中生代译者。”她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曾经做出过一些尝试，出版社千字60元的稿酬的确不高。例如，译文社长期坚持在基本稿酬之外，支付给译者一定比例的版税。除了基本稿酬每千字50至60元外，译者还能在译文社获取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一乘以该书销量印数稿酬。这意味着，所译图书印数每增加10万册，译者所得稿酬也就增加一倍。这无疑为全国出版界完善文学翻译的稿酬制开了个好头，但在全国范围普及还需要一点时间，

 

卢桢认为，目前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也反映出缺乏专业的监管机制，翻译的水平鉴定需要借助学术评估，而现在学术评估尚未介入市场行为中。对于文学翻译应建立一套相关的评审评估体系，对有必要在学术评价体系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给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以及优秀的译者应有的专业认可。业内专家表示，只有社会真正重视翻译这个行业，给予译者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文学翻译的行列中，好的译者和译著才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