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密码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入使用的，一种便携式的密码信息加密和解密机，是机电叶片式机器家族中的一员。英格玛密码机问世之初，很多国家主要用于商业和金融业，后逐渐用于政府公务和军事，后者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最多，而且将其发展到了极致。首次成功使用英格玛密码机破译电码的，是波兰情报机构，1932年12月，波兰密电码局的三位秘密侦察员（列夫斯基、罗日茨基、扎卡尔斯基）借助法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支持，运用数学理论和反向研究方式，研发出世界第一台密码机，它被称作“密码逻学辑炸弹”。1938年，德国工程师在波兰解码器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与更新，生产出更加复杂和完善的密码机，它很快就被反希特勒国际联盟使用，破译了大量重要加密信息，人们还给这台密码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图灵甜点”（Turing Bombe），它曾为二战的抵抗运动联盟广为使用，很多反希特勒重要情报的破译，均是“图灵甜点”的功绩，整个二战期间，世界各国投入使用的英格玛密码机，即有10万台之多。

 

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 （John Slessor 1897～1979）曾说，破译密码情报，是二战盟军最基本的战略依据。西方盟军最高司令长官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甚至说，英格玛密码机是盟军的致胜法宝。不过，读者在苏联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却鲜少见到类似的提法，也许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而刻意隐去，无论是朱可夫元帅还是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战争的回忆录，都对此只字不提，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在侨居莫斯科期间，结识了苏联英雄，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Валентин Вареников，1923—2009），他请我翻译他的长篇战争回忆录（《人战争梦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还多次请我在红场办公室面谈，讲述他二战亲历，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炫耀苏军火炮、飞机和装甲部队的所谓硬实力，却从未谈及战争爆发前后，苏军通信安全和秘密情报战。从此我认识到，1941年，作为信息安全的基础，苏军的通信安全体系尚未建立，这也许就是战争爆发之初，以及战事推进过程之中，红军屡次蒙受重大损失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当代信息安全大师克列波夫（Анатолий Клепов）的观点，证明了我的推断，他在"Шифраторы и радиоразведка"一书中说，苏联红军在二战中多次失利，大多是由于军事指挥员命令传送不利，以军事秘密信息遭遇德军破译所造成的。苏军在二战时，多次发生战役组织混乱，战场敌我不分，更有甚者，红军通信曾遭遇德军窃听以及被敌军传送假情报，令红军损失巨大。战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在战时调查报告中指出，苏军战时信息安全性极差，军队自上而下保密意识淡漠，战争初期，苏军情报传递方式古老而原始，主要靠军事指挥机构机要通信员完成，与16世纪的欧洲军队无异。而国际战争史早已证明，战争的制胜法宝，是兵贵神速与兵不厌诈（包括信息秘密传递与变化）。特别是后者，历朝历代，无不珍视，奉若黄金。早在16世纪，欧洲军队快速情报的传递，即以黄金论价，所以，情报员的薪俸远高于普通士兵，意大利情报员的收入，甚至远高于帕多瓦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dova）的教授！

 

克列波夫的研究成果表明，1941年，二战爆发之前，由于德国密码技术已经相对发达，所以苏联红军很多绝密情报其被截获。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克格勃才开始研究和开发密码机。苏联克格勃虽后来对密码技术有所加强，但却走向另一极端，即过分相信密码机的保密性，认为加密信息万无一失，结果同样发生信息安全危机。

 

总之，无论是过去还是今日，密码技术及其发展，都是保证人类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今，互联网和手机高度发达，其安全性问题日趋严重，这个领域已经成为高智商犯罪的天堂。所以，国际密码专家呼吁，世界各国加强保护信息安全，为免受虚拟世界的攻击与侵害，加强新时代密码机的研发，21世纪信息安全，与国家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我以为，未来世界的胜者，并非靠高超手段窃取信息技术，而是靠强悍的能力加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