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还有一个俄国二战士兵，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电影院里飘来飘去，他是个红脸蛋的幽灵，当年好多北京人都是红脸蛋，这个士兵叫阿廖沙，他在北京游荡的同时，还去过巴黎或者戛纳，阿廖沙所到之处，人们亟不可待地想让自己成为他。北京就不用说了，法国更甚，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巴黎女郎，都换上了苏联土黄色的套头军装，乳峰魏然之处，缀满劳动竞赛奖章，船形帽上别着五角星，军裤裤脚掖在黑色高筒军靴里，她们呵呵地笑着，喊着：“兵哥哥！”将粘在靴子上的莫斯科泥浆，抖落在巴黎街头。人们亟不可待地想让自己成为他，从巴黎到戛纳，整个欧洲，满街筒子里走过的青年男女，都是精心复制出来的阿廖沙。我满腹狐疑，我觉得，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一切荣耀都应归《宝莲灯》，怎么会让《士兵之歌》获得奥斯卡和戛纳大奖呢？躲在远处故宫角楼，红脸蛋的兵哥哥阿廖沙在窃笑。

 

我怀着莫名的沮丧，走进动物园，饲养员正用铁链子拴大象，拽着它走过人行道，西直门的火车不通新疆，我想去见悬浮在绿色原野上的古丽巴哈，还有她刚生的小婴儿，可以骑大象去新疆吗？古丽巴哈笑弯了腰，她对我说：“歌声有翅膀，飞来呀。” 我听见，在绿色的原野上，惟有思春的歌声青翠欲滴，犹如颐和园残破围墙茂盛的蒿草，它们总是亲密地拉着手，相拥着唱歌：“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耶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说来奇怪，那天，我竟日行八千里，最后坠入莫斯科郊外的绿草和野花丛中，我听见郊外小木屋中有人附和道：“小河那边，春树翩翩太阳正落山 我在家中，如坐针毡我的女伴心儿难安樱桃花乱谁能闺房空守在十八岁那年”。这首歌，藏在《外国名歌二百首》里吗？我试着在歌谱和书简中寻找诗赋和闺怨，却看见自己正在长胡子，胡须如颐和园内院的玉兰，春寒料峭，紫禁城和克里姆林宫的谗言很放肆，胡须抖擞精神，正用力地绽放。

 

奶奶捻亮煤油灯，灯塔广播电台说，世界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列宁”号下水了。什么是核动力？什么是破冰？书生刘彦昌知道吗？我只知道“船”。我一头雾水。苏联北方摩尔曼斯克码头，船上旌旗猎猎，码头锣鼓喧天，体态丰盈的伊莲娜和她的姐妹们，抹着红脸蛋，腰里系着红绸带，斜挎小皮鼓，摇晃着肩膀，扭动着屁股，尽情地跳着大秧歌，她们饱满的胸乳水床般摇荡着，水床上缀满五颜六色的勋章，犹如冰雪和巨浪之中的“列宁”号。

 

孩子们手里牵着木制的玩具破冰船，红线绳，木头船身，滚动的四轮也是玫瑰红的，它们轰轰隆隆地驶进长安街，又从钱币大街旁的钟楼拐出去。很多骑着自行车和大洋马的人，高喊着“哈拉朔”追赶它，并窃窃私语。我也有很多木制玩具，像各种积木，木制长枪和短枪，我家的左邻右舍，谁也不知道美国威斯康星洲。为什么要说威斯康星洲呢？因为威斯康星洲出产了新玩具，叫芭比娃娃。我看见她的主人巴拉巴拉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巴拉巴拉幽幽地说，我并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改变世界玩具的性走向。胡扯！巴拉巴拉已经改变了世界，她把那些思春的情歌，做成把玩于掌心欲望——一位体态修长，身着泳装，娇容俊秀，金发披肩的少女，因为巴拉巴拉知道，魔鬼身材，是每一个少女的梦。芭比娃娃瞬间走进千家万户，当年售价，每尊三美元，是我老家汽车制造厂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如今每十秒钟，就啪啪啪地蹦出一只芭比娃娃，翩翩地攀上顾客的掌心。芭比娃娃也是变脸娃娃。她是芭蕾明星，她是空中小姐，她是医生护士，她是登月宇航员。当然，她未来会是很多人，会是总统候选人、房地产首富、基地恐怖组织首领、奥运体操冠军、影视明星、歌坛皇后、电脑大师、机器人、金融大鳄什么的。芭比娃娃最思春，她竟然也有了男友，名字叫肯，还在闺房幽会，绚烂开放的玫瑰，泡沫翻腾的香槟、激情起伏的初吻，思春的歌声正悠悠地响起：“谁能闺房空守，在十八岁那年。” 刘彦昌和阿廖沙的父母，当然拒绝芭比娃娃和美国梦，因为美帝国主义的梦，对我们这些刚出生的孩子比较虚无。是的，虚无。好好读读书吧，读读当年美国人埃德加?佛雷敦伯格的专著《成人的模式和感觉》，他说所谓美国梦，即“活得长久，死时年轻”。佛雷敦伯格鼓励人们及时行乐，趁年富力强，选择情趣盎然的方式活着，更多地享受人生，就等于超值享受，享受之后，即使年轻，亦死则无憾。刘彦昌和阿廖沙的父母齐声喊道，这叫什么生活梦啊，世界上哪种情趣盎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长命百岁的生活方式，都是简洁、幽然而乏味的，呵呵，不过，父母的声音在佛雷敦伯格面前，总是微弱黯然，如奥地利墓园里弗雷伊德的墓碑。佛雷敦伯格似乎胜利了，欧美很多人为他喝彩。

 

美国啊，美国，你一边向世界兜售芭比娃娃和人生理念，一边又在国旗上添了一颗星星。这是星条旗上最划算的一颗星，它令美国人开心，叫俄国人心痛，一八六七年，美国人从亚历山大二世曾孙的手里，几乎免费得到了富饶的阿拉斯加，时过境迁，俄国人如梦方醒，忽然意识到，他们以每平方公里五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基卖给美国，等于白白扔掉了一座金山啊！所以，俄国歌手直到现在，还怀抱着三弦琴，自弹自唱，哭着骂祖先是蠢货，有眼不识阿拉斯加，叫美国人捡了大便宜。哦，哭泣吧，愚蠢的俄国人！

 

至此，星条旗旗绣上了五十颗星星。星条旗永不落吗？惟有赫鲁晓夫不服，我看见他千里迢迢地跑去美国，指着艾森豪威尔的鼻子说：“苏联不仅要赶上你，而且还要超过你。” 艾森豪威尔说：“你先体验下迪斯尼乐园，之后再谈赶超。”赫鲁晓夫一摆手，说：“只有‘兔子，等着瞧’，才是共产主义者的游戏！” 赫鲁晓夫说罢，觉得有些过分，缓了缓口气，又说：“当然，美国也非一无是处，比如艾奥瓦州加斯特农场的玉米，还是不错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手拉手，来到加斯特农场，碧绿万倾的玉米田里，不仅没有扎着花头巾的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劳动竞赛的歌声，也听不见比学赶帮的号子，赫鲁晓夫开始有些寂寞，随后，他忽然咧嘴笑了，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在苏联，人送外号玉米总书记。我真的要谢谢总统先生帮了我。” 艾森豪威尔一脸不解，赫鲁晓夫笑着轻拍他的后腰，道：“来了美国，我才确信，玉米，真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啊！”

 

饥饿伴随着我，我失去了对春夏秋冬的判断和感知。我看见棉花、红黄麻、烤烟、油料、糖料和生猪，都变成梦想的沉渣，随波逐流。我看见，我在两亿亩良田里狂奔，村村户户都很兴奋——我要喝代乳粉了！有人爬过青灰色的砖墙，给我们送来了饼干，牛皮纸的包装。我坐在门墩上，胡同里的浮土在午后的阳光里，被风卷起，细碎的沙尘是飘舞的金粉。画家和哲人伊波霍尔斯卡娅，静静地坐在胡同的尽头，那是波兰克拉科夫，有一株枝繁叶茂的槐树，开满了白花，她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观点，错误的和我的。”时隔三十年，我去克拉科夫，那株槐树和伊波霍尔斯卡娅的影子仍在，独不见其人，一位穿长裙的女人，从祈祷堂飘然走出，对我说，伊波霍尔斯卡娅只在两个地方，一是大地，二是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