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为什么没人看了？

 

——纪念拉斯普京，最后一个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大师死了

 

俄罗斯著名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3月14日在莫斯科寓所去世，享年77岁。这位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小说家，六十年代以创作“乡村小说”走上文坛。用作家的话说：“一个人人生之书的创作，始于童年那一页。”西伯利亚这片黑土地赋予了拉斯普京无限的创作灵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源泉。他的创作重在描写俄罗斯乡村普通人的生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及细腻内心的把握，确立了他的文坛的地位。八十年代，拉斯普京笔耕不缀，继续创作了诸如《失火记》（1985）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作品，因此在纷繁复杂的文坛被视为“传统派”作家代表。

 

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改革，拉斯普京对此持否定态度。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陷入各种混乱之中，文化创作事业也处在低迷之中。拉斯普京在长期的沉默后痛定思痛，重新拿起笔开始创作，他要用乡村的淳朴和自然来对抗当前城市的价值观混乱、道德堕落。比如说，发表于1995年的《下葬》就对叶利钦时代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作者以女主人公对乡村老家的回忆来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对比。2004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也基本上继续了这一主题。作家把源于乡村和大自然的女性情感力量看作是俄罗斯民族得救的希望。

 

然而，尽管作家一生坚持捍卫传统的人文主义理想，但现实却终究并不令他满意。根据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的记叙：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一书是在中国得奖之后才在俄罗斯引起一些反响，逐渐为人知晓。这对一位立足于本国现实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显然是一种极大的遗憾。这种遗憾与整个社会大背景密不可分。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坛虽然看似繁华，实质上商业化气息越来越重，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有数百种之多。有个别作家创作水平有限，但因能掏钱为自己赚吆喝，因此居然也接连得奖，名声大噪。老作家邦达连科说这个时代是“轰轰烈烈、糟蹋毁坏俄罗斯文化的年代”，认为“近十年的俄罗斯文学，就其主体而言，缺乏一种祖国的情感。因此无论文学还是文化，整体上变得贫乏、卑微。实际上没几个人需要这样的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像拉斯普京那样恪守传统写作的作家自然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尽管他的一些作品偶尔还会被人记起。笔者在2012年底曾在莫斯科一个小剧场观看过根据他作品改编的话剧《最后的期限》，感觉观众似乎反响不大。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拉斯普京并不陌生。从80年代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到上面提到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拉斯普京作品很多都有中译本面世。但具体到真正阅读的人，恐怕为数也不多。看豆瓣读书上关于拉斯普京作品的评论最多的是《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也不过是153条评价。加上其它版本的评价，也就在两三百条以内。甚至有部分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对话啰嗦，情节性不强等等。

 

拉斯普京作品在中国的遭遇，实际上也是俄苏文学在当前国内读书界的一个缩影。曾几何时，苏联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榜样，建国初期，很多苏联文学的二三流作品都被译成中文，印数极大。那时对于中国革命作家来说，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奖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斯大林文学奖。丁玲、周立波、贺敬之等人都是斯大林文学奖的得主。但到80年代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一股脑地被介绍到国内，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令人目不暇接。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性的苏联文学便逐渐退居二线了。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是俄罗斯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代表作，小说曾荣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

 

虽然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也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艾特玛托夫、贝科夫、邦达连科、田德里亚科夫、拉斯普京等等，但所引起的反响较之于同时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萨特、加缪等人来说，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方面跟读者阅读时的喜新厌旧心理有关。毕竟强调写实，注重社会批判的苏联文学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而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之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能带给我们更多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尽管如此，国内学术界对俄苏文学作品的介绍却始终在进行中。

 

苏联解体前后，白银时代文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国内也陆续组织翻译了诸多白银时代文学丛书，向读者推荐了包括勃洛克、别雷、梅列日科夫斯基、列米佐夫等在内的大批文学名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19-20世纪俄苏文学的认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几乎每年都有俄罗斯作家作品入选，其中也包括了拉斯普京。

 

 

 

2003年，漓江出版社邀请了社科院外文所刘文飞研究员主持翻译了7卷本“俄语布克奖小说丛书”，收入了1992-2001年间获俄语布克奖的作品，这也是对当代俄罗斯小说的一个总结性介绍，有助于中国读者更为形象地了解当前俄国社会生活。

 

总的来说，当前俄苏文学在中国阅读界并不算特别热门，尤其是与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相比。但由于俄苏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它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反思、道德批判这些主题并不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太多的变化，因此无论何时，俄苏文学在中国总能找到一批阅读它、理解它、热爱它的知音。这，也许就是一种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正常的遭遇吧？

 

（原文作者：朱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