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在哈尔滨外专学习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赵询、高亚天、张天恩、苏英等同志都经常发表译作。我的同学也有译东西在报上发表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找了一本小册子译起来。译完之后,热心的苏英老师给我逐字逐句校改了一遍。后来一位朋友拿到北京去联系出版,结果就没有下文了。书虽然没有出版,但却使我受到了一次翻译锻炼,爱上了翻译。1950年,我要求离开哈外专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到北京去译书。北京没去成,到了沈阳专家招待处。处长卢竞如同志(长征干部,侨居苏联多年)把她译的很厚的一摞打字稿拿来让我校改。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校稿。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我在翻译上实在是尚未入门,改的肯定不会高明,可是同志们对我的评价却不错。不仅卢处长让我继续改下去,而且我在哈尔滨外专的同学、当时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担任翻译的金世柏同志也常来找我帮他校稿。不久,他的处长于卓同志也约我译苏联师院教材《中世纪史》。这本书约三十多万字,我干了一两年。在这期间,《东北中苏友好》杂志编辑部也经常要我帮忙译校一些短文和诗歌。有一次编辑部要我和乌兰汗(高莽,著名翻译家、画家,离休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合译一个苏联作家写的一组短篇小说《毛泽东的故事》,我们商定分译互校。我记得,我看完了他的译稿,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找他去,他还没起床。我就坐在床前一把椅子上,没容他起床,就滔滔不绝地批评起他来。他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翻译家,我不过是个初生之犊,可是他却虚心地听着,没做任何解释或反驳。后来听说他到编辑部还把我称赞了一番。可能因此,编辑部的朋友们,特别是欧阳惠(延安来的老干部,编辑部的负责人)和桴鸣(本名徐立群,著名翻译家,离休前是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审)就对我更有好感了。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我出版的第一本翻译小说-《和解》是他们建议我译的。这本小说1951年获斯大林奖金,才三万多字,写的是匈牙利农业合作化中发生的故事,当时我国也正在进行农业合作化。这可以说是一本很好译而又很有价值的畅销书。他们叫我译,并找桴鸣给我校改,而且替我拿到《东北文艺》上连载(1952年),还帮我找东北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1953年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去重印)。这本书译完之后,正值《茹尔宾一家》轰动苏联,他们又建议我跟桴鸣合作译《茹尔宾一家》。

　　 

　　 到1957年反右前,我已译校了十几本书。反右以后,我再不能发表任何东西了,但我相信将来不能总这样,于是便抓紧时间读书,有时也译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短诗消遣、练笔。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仅仅过了十几年,我就又有了发挥专长的机会。1972年我系接受了中央下达的翻译国别史的任务,我被派到了翻译组,大家推举我担任校订工作。到1980年为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校稿成了我份内工作的一部分。在这期间,我校订了《巴西史纲》、《巴特列与乌拉圭的历史发展过程》、《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列宁文稿》第7卷、《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0卷,共计二百多万字。

　　 

　　 改革开放以后,翻译工作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我的翻译工作也进入高产时期。辽宁跟全国一样,成立了翻译工作者的组织,我被推选先后担任了这些组织的副会长、名誉会长以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历史终于证明了:我克服重重障碍走过来的路是正确的。

　　 

（二）

 

　　 现在回想起来,在哈尔滨外专译那本小册子时对翻译理论与技巧可以说一无所知,基本上是亦步亦趋地死扣原文。后来读了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接受了他关于必须吸收新表现法以丰富汉语表现力的主张,在翻译中极力保持俄语特点,逐字死译的趋向更加严重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0年下半年我译了一本小册子,拿到东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看过以后,说我的译文没有错误,但要看两三遍才能懂。这件事使我认识到逐字死译的路不能再走了。后来《翻译通报》创刊,那上面的文章特别是焦菊隐那篇《论直译》使我明白了不少翻译道理。另外,大概是在1953年左右,我偶然读了苏联出的一本《翻译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使我大开眼界,彻底摆脱了逐字死译,走上了直译意译相结合的道路。当时我也经常对照阅读瞿秋白、满涛的译作,在学习中进一步坚定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决心和信心。这里还应当指出,茅盾1954年发表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对我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翻译的方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我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茹尔宾一家》的翻译当中,结果得到给我校稿的样鸣同志的称赞。这样,我就逐渐摆脱了翻译工作中的盲目性,摸索到了正确的翻译方法。说我自己摸索到的翻译方法正确,因为它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这里只讲讲当时受到的三次考验吧。第一次考验是在出版《茹尔宾一家》时。我们还在翻译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就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邀请著名翻译家金人译这本书,但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看过我们的部分译稿,认为质量不错,可以跟金人比一比。书出来以后,没有使中国青年出版社失望。紧接着,我的翻译方法又受到了另一次考验。那时以我为主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尤里乌斯·伏契克》。书译完的时候,上海某出版社已出了一个译本。可是当时时代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看了我们的译稿以后,认为有重出的价值,仍然出了。另外,在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访华时,我的朋友欧阳惠译了他的一首短诗,经过我修改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首诗有一位著名翻译家也译出来发表在什么地方。这自然对我又是一次考验。我想,我之所以能跻身翻译界,是跟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分不开的。

　　 

　　 我在译校工作中得益于翻译理论的地方是不少的。我认为搞翻译不能不学习翻译理论。当然,直到目前为止,翻译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且理论和实践结合得也不够好。搞实践的人写的东西多偏重于经验,搞理论的人写的东西则往往脱离实际,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玄(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搞了一辈子翻译、成就卓著的翻译家说看不懂)。我的学习方法是用自己的经验去检验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后再在实践中去丰富它。

　　 

（三）

　　 

　　 我开始搞翻译不久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能独立翻译。有一件事情对我教育很深。那就是上文提到的那本《中世纪史》没能出版。原因就是我当时没有能力独立定稿,需要一位水平高的朋友给我校改。这位朋友一直表示愿意帮我,可是不知为什么译稿却一直没有校出来。出版社等了几年,最后只好取消出版计划。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跟桴鸣合译《茹尔宾一家》时,我时刻注意提高自己的独立翻译能力。我一方面努力往好里译,使译文无懈可击,另一方面对他改过的地方则认真研究.,找出自己的不足加以弥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独立翻译定稿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独立翻译定稿的能力是无止境的,因为各种著作的翻译难度也是无止境的嘛。但是我觉得独立定稿能力起码应包括独立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和改正自己译文中的毛病的能力。下边我想谈谈提高这两种能力的一些做法。

　　 

　　 先说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翻译工作者经常跟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打交道,难免要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向人请教当然是最便捷的一种方法,但遗憾的是用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时连大部分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围绕所译著作进行研究的能力,起码必须有本领解决所有疑难问题。应当说,我这种本领是逼出来的。在这四十年中间,我译校过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科普乃至外贸方面的各种著作,每种著作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对我都是很好的锻炼。但对我锻炼最大的是七十年代校订我系几位俄语教师集体译的几部著作,当时大家都把疑难问题留给我解决。我是翻译教师,而且资格又老,自然责无旁贷。我的基本办法就是动脑筋,查资料,留心学习别人的办法,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了解决《列宁文稿》第7卷中的问题,我两次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去查资料,两次加一起共历时五个月。为了解决《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0卷中的问题,我交稿前在商务印书馆整整住了一个月,到处查资料,请教专家。这两件工作给了我极好的锻炼,使我了解了什么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当然,有些问题(例如单靠语法词意难以判断的词句理解问题)是靠查资料解决不了的,这时我就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加以解决。有时根据上下文、该学科的一般原理、常理进行演绎,有时通过作者在不同场合使用同一词句的情况加以推论,有时两种方法并用。我觉得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关于这种方法,我在《试论笔译中的思维问题》《中国俄语教学》,87/3)中谈了一些,这里就不赘述了。

　　 

　　 上边提到的两种方法,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运用自如却要不断努力,第一需要在实践中反复锻炼,不断总结经验;第二需要多懂几种外语,这样查阅的范围才能广,第三需要多读书,因为书读多了,遇到问题就会知道什么地方查,而且好多问题是可以触类旁通的。

　　 

　　 现在再谈谈独立改正自己译文的毛病的能力。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明于观人,暗于察己。"这两句俗话都说明一个意思:发现自己的毛病加以改正很难。但是不论多难,要想独立翻译定稿,这是必须做到的。我的做法是稿子译完以后不马上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等过一两个月翻译时留下的印象淡忘得差不多了再校,然后放一两个月再校第二遍,重要的稿子总要这样反复校四五遍,中间再穿插儿次脱离原文的通读。为了自我检查校稿质量,可以把每遍校稿发现的问题做一个综合分析。首先应看看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我的经验:校第一遍时发现的问题大多是误译、漏译,校第二遍时发现的问题大多是译法不恰当的问题,最后一遍校完时发现的应该只是个别错别字或标点符号不恰当的问题。另外,还可以看看每遍校完后发现的问题在全部译文中占多大比例,是千分之几还是万分之几。根据发现问题的性质和所占比重可以判断出是否需要再校。我有时也请肯提意见而且气质跟原作者相近的不懂原文的朋友通读译稿。听听人家的意见,修改起来要容易些。尽管有时意见提得不完全对,甚至完全不对,但可以去研究人家为什么提出那样意见来嘛,这对启发思路,提高译稿质量也是很有益处的。我最近十几年译的小说基本上都找人通读过,他们的名字,我都在前言或后记里提出来,以表示对他们劳动的尊重。

　　 

（四）

　　 

　　 通过翻译,我锻炼了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研究能力,在头脑里形成了许多写作模式。有时很想写些什么。反右以前,我只写了《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俄文教学》55/5多《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俄译汉教材》第四编《各种不同体裁作品的翻译》(《俄译汉教材》,时代出版社1958年版)。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末"改正"前,除了检讨,已不能再写什么了,但对写作仍然很感兴趣。1961年我校外语系开设《文选习作》（这是一门讲解范文、进行写作训练的中文课程),我担任了俄语两个班的课,用自编的教材,教了两年。那时我只能"纸上谈兵",没有一试身手的机会。大概是在1979年前后吧,报刊上展开了法治问题的讨论。我看大家谈来谈去,没谈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作法,于是我便根据译校《列宁文稿》第7卷时研读列宁著作的体会和在"文革"中的观察,写了《向列宁学习,遵守法制》一文,在那年四月二十二日列宁诞辰一百零九周年时发表在《光明日报》三版头条,为当时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起了一定作用。

　　 

　　 接着我就想在文学研究方面做些尝试,结果就写出了《伏尼契和她的小说<牛虻》》（《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79/2)和《伟大作品产生于探索、勤奋和虚心-<战争与和平》创作过程漫谈》(《苏联文学》80/4)。我本来想围绕《战争与和平》再写几篇文章,可是不久出版界活跃起来,介绍苏联文学作品的任务多了,我不得不把业余的主要精力转到译校工作上。

　　 

　　 《翻译通讯》和《中国俄语教学》相继创刊之后,翻译理论有了发表园地,我就利用译校工作的间隙把自己压在心里多年的对翻译问题的看法和心得逐次写成文章。这样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了十几篇。另外,对文学研究,我也仍然有兴趣,不过因为译校任务很多,我没有时间研究别的,只能写跟所译的东西有关的文章。每翻译一本书,我都要把自己对所译著作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写成序言或后记。

　　 

　　 如上所述,我的写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翻译进行的。其中《试论翻译规律层次性与魏译理论体系建立问题》(《中国俄语教学》86/1)曾先后获得《中国俄语教学》创刊五周年首届优秀论文奖和辽大建校三十周年百项成果.(论文)奖。

　　 

（五）

　　 

　　 如果说我这四十年还有一点成绩可言的话,我认为得力于中文的地方是很多的。翻译也好,写作也好,都离不开中文。中文对一个学外语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既然我们学外语是为中国人服务的,中文不好怎么能行呢?况且一个中文不好的人外语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外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我国的有识之士历来都重视外语学生的中文学习问题。

　　 

　　 我是在哈尔滨外专学习和工作时受到王以铸先生(他当时也在哈尔滨外专工作,离休前是人民出版社编审,著名翻译家)启发,开始重视中文学习的。长期以来,我不仅自己学习,而且也多次充当业余中文教师。1950年夏一调到沈阳专家招待处就被邀请在机关夜校里兼教中文。1957年反右后下放农村,我也给村里青年讲过中文。1961一1963和1972年,我跟中文系老师一起,给外语系学生讲过现代汉语、汉语语法、修辞和文选习作等课程。

　　 

　　 在长期教学、写作和翻译过程中,我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中文问题不单纯是中文问题。中文问题首先是一个思维能力问题。头脑糊涂的人中文决不会好。而要解决头脑糊涂的问题应该学好哲学和逻辑。其次,中文问题也跟审美观点有密切联系。有些人喜欢写些半通半不通的所谓漂亮句子,有时很难说服他们,我看就是跟他们长期养成的审美观点有关系。只有在思路清楚、审美观点正确的条件下才谈得上语法修辞问题。

　　 

　　 一提到学中文,人们往往极其简单地回答说:多看小说。我觉得,没有语法修辞知识和文学史、文学理论知识的指导,单纯读小说不一定能学会什么东西,起码是事倍功半,弄不好还会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学来呢。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我以为这些话对学习中文也同样是有指导作用的。

　　 

　　 一提到学中文,人们还往往想到学古文古诗。古文古诗是应该学,但那是第二位的,首先应该把白话文学好,因为白话文用的最多(稍微留意一下身边使用文字的情况就不难相信),而且白话文也不是不下功夫学就能会的,这大概用不着证明了。

　　 

　　 我觉得,对一个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中文要求是很高的。不仅标准的白话文、文言文要学好,各种语体的写作特点要掌握,而且对方言土语、行话、科技术语也要留心学习,以备万一应用。只有这样,翻译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作品时才能勉强应付。即使这样,也时常会有捉襟见肘的情况发生。这时我就求助于各种中文辞书,或阅读同类性质的中文著作,借以获得所需要的表达法。

　　 

　　 翻译小说时,避免不必要的方言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没有把握的词语,我一般都用《现代汉语词典》核对一下。即使这样,有时也难免把方言当标准语写进译稿里去。

　　 

(六)

 

　　 跟一些大翻译家相比,我觉得自己不像他们青少年时代乃至幼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出生在一个毫无书香可言的农民家庭里,九岁在原籍山东入私塾,十二岁随祖父到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读小学。高小毕业后,祖父不肯供我上中学,我只好在工余自学。我十七岁时,才在堂叔陈高山、陈志山帮助下上了中学。中学念了一年,跳了两次级,接着考入当时新成立的牡丹江理工学院念了半年。这就是我入哈尔滨外专前的全部学历。我深感自己"先天不足",只好靠后天努力来弥补。

　　 

　　 原载：外国语.1991年第4期

 

 

陈殿兴，教授。1947年入哈尔滨外专（现黑大）学习俄语，1949年留校任教，1950年到沈阳，参与创办沈阳俄专。1958年随沈阳俄专幷入辽宁大学外语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社会兼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辽宁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俄语教学》杂志编委等。1990年退休。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工作。现任社会兼职：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顾问，《洛城文苑》（中国日报和台湾时报文艺副刊）主编。译有纳吉·山陀尔《和解》（人民文学出版社）、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合译，中国青年出版社）、果戈理《死魂灵》（湖南文艺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电子图书馆《家庭藏书集锦》）、屠格涅夫《春潮》（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屠格涅夫选集·中短篇小说集·下》、《屠格涅夫文集》第5卷）、《契诃夫短篇小説全集》第6、7两卷（合译，海天出版社）、恰科夫斯基《未婚妻》（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等二十馀部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编有《果戈理评论集》（合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辽海出版社）。有译论近三十篇发表於《中国翻译》《翻译通讯》《中国俄语教学》《外国语》《外语学刊》等刊物上，其中《试论翻译规律层次性与翻译理论体系建立问题》（《中国俄语教学》86/1）曾获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颁发的《中国俄语教学》创刊五周年优秀论文奖。另有普希金等俄国诗人的诗歌选译以及俄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评论、政论等方面文章多篇，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