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准备入学，这群年轻的红军将领一到莫斯科就开始学习俄语，补习文化。身在异国他乡，最困难的莫过于语言关。苏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了解决中国留学生的难题，特地派来了一些辅导人员。辅导刘亚楼的是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苏丽娃。她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俄语说得既流利又地道。

 

1939年1月开学不久，刘亚楼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做手术。他见病床上只有一个小枕头，看书不方便，便指着枕头对年轻护士说了句俄语，说完还伸出两根手指头，意思是要两个枕头。女护士听后面红耳赤，二话没说扭头就跑。正当刘亚楼莫明其妙时，护士长带着翻译来了，态度异常严肃，斥责刘亚楼不该“欺负”女护士。刘亚楼如坠云雾之中，通过翻译才知，她们以为他说的是一个人睡觉太孤单，要找那个护士陪伴。

 

这场由语言带来的误会对刘亚楼触动极大，让他感到清除语言障碍的紧迫性。回到军事学院，他更加刻苦学习，不分昼夜地背单词，练发音。他给自己定下标准，每天必须背出多少个单词，否则就不休息。在这群留学生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上过中学者，学过英语，这对学俄语大有帮助。

 

刘亚楼潜心学习，日有所进。其间，他还完成了毛泽东赋予的、后来被党史学者称为“沟通共产国际的第三条途径”的重要使命：和共产国际沟通，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把《矛盾论》等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文著，当面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因骑马摔伤的右臂时，特地看望了中国学员。周恩来听了刘亚楼的汇报，又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夸赞之余，鼓励他继续狠下功夫，把语言和战术理论学到手，以便今后发挥作用。翌年春，刘亚楼和杨至成等人被接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开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他们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并询问了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专题讨论李德在华错误问题的这次会上，刘亚楼受邀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与会，对李德当年给红军带来巨大灾难的瞎指挥予以猛烈批评。

 

在苏学习期间，刘亚楼和不少中国学员还走出课堂，参加一系列实践活动，特别参观了苏军的各类军事院校和大型工厂，增长了见识。刘亚楼和苏丽娃结婚后，有了一个更直接的俄语老师，这帮他打下了厚实的俄语基础。他已然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学霸”。

 

苏德战争爆发后，刘亚楼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而同时留学的一些中国同志，多数自谋生路，或帮人养兔子，或去农场干苦力，或到剧院当卖票人，或到医院做医护。在战争中，刘亚楼流利的俄语和出色的军事才华，受到苏军高层的刮目相看。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在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远东军区独立第八十八旅的工作。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刘亚楼跟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开始了他人生的辉煌一页。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5年2期，作者：钟兆云，原题为：《刘亚楼上将战场之外的“另一手”》，本文系节选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0年3月12日出生，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上将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