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中篇小说《主人与雇工》，创作背景是社会及心理的巨大反差，其风格与托尔斯泰８０年代创作的平民系列小说相似。5年前，托尔斯泰曾为“家庭话剧”创作了喜剧《教育的果实》。其中也有“主人”和“雇工”形象：居住在城里的地主贵族和来自饥饿农村、失去土地的农奴。在塑造前者形象时，他运用了讽刺手法，后者在他的笔下，则是一群有智慧的正面人物，但在某些剧中也被“抛入”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中。

　　贯穿上述所有作品的主线，是对解决无从回避的、随处可见的社会矛盾的思索，是对更替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秩序”的思索。托尔斯泰在1892年写道：“解决方案究竟怎样，我不知道，但事情已经发展到必须解决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卜，生活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思索在托尔斯泰后期最重要的作品《复活》(1889—1899)中得到了体现。

　　《安娜·卡列宁娜》与《战争与和平》之间相隔了不到10年，而《复活》与《安娜·卡列宁娜》之间相隔了20年。尽管第三部作品与前两部差异很大，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生活史诗般的描绘、通过对个别人物命运的描写来展现人民的命运。托尔斯泰亲口道出了自己作品的相同之处。他说，《复活》是用“老手法”来写的，这主要是指他创作《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宁娜》时采用的史诗式“手法”。《复活》是作家的最后一部长篇。

　　20世纪初，教会革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作家一直在创作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896—1904)，力图对比“独裁统治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尼古拉一世为代表的欧洲体制，另一个则是以沙米尔为代表的亚洲体制。在此期间，托尔斯泰创作出了自己的戏剧杰作《活尸》。 主人公费佳·普罗塔索夫仁慈、软弱、有良知，他离家出走，与熟悉的生活环境一刀两断，来到了“底层”甚至法庭中，他因无法忍受那些“正派”人士的谎言和惺惺作态，用自杀结束了生命。1908年创作的《我不能沉默!》一文相当尖锐，托尔斯泰在文中反对镇压1905—1907年事件的参与者。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还包括《舞会之后》和《为什么?》。

　　由于对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感到苦闷，托尔斯泰多次打算离开那里，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他感到无法再按照“居住在一起，但却分开”的原则生活下去，便在10月28日(11月10日)凌晨秘密离开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途中，他感染了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这个小车站(现更为列夫·托尔斯泰)停留，并在此溘然长逝。1910年11月10日(23日)，他被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林间的沟壑旁。童年时代，他曾在那里与兄弟一起寻找“绿树棍”，据说树棍中藏有如何令所有人幸福的“秘密”。